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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头沟春讯就是垭口上了

作者: admin610456 来源: 未知 时间: 2019-11-23 阅读: 次
  垭口上

  出家门,逆溪头沟而上不足200米,折身爬上那个陡峭的坡,就是垭口上了。

  在溪头沟人的话语里,“垭”字被读作一声。脆生生的,有一种别样的美感。不信你听听:垭口上——,垭口上——

  很久以来,垭口上一直是溪头沟人去往县城的必经之地,也是溪头沟人歇脚的驿站。很久是多久?我说不上来。我能够说出的,是打我能记事的那一天起,垭口上就已经存在了,不知道存在了多久。那时候,每每父母进城去了,垭口上,便是我们望眼欲穿的地方。我们在溪头沟边玩耍,或者下到溪头沟里摸鱼,或者什么也不干,就那么站在那里,不时朝垭口上望一眼。直到那里出现恍惚的人影,直到那人影一点点在视线里变大变清晰——最后看清了,哦,那正是我进城返家的父母。

  如果走近了看,垭口上其实就是一块十平米见方的平地。光秃秃的。一些杂草刚刚抬起头就被踩踏得没了脾气,干巴巴的,黄了,枯了。不知道,在它们最初抬起头来的时候,见着平地旁边那些繁茂的伙伴,它们是否为自己庆幸过?而当一双又一双大脚踩上它们,踩得它们遍体鳞伤的时候,它们是否感到过疼痛,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?

  平地上胡乱放着几块石头。却没有石头应有的棱角。圆鼓鼓、光溜溜的,如果够凑巧的话,你伸手摸一下,还可以感觉到上面热乎乎的。那是某个路人刚刚坐在它上面歇脚时留下的体温。当然,我说的只是它们露在外面的部分。陷进泥土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过,自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因此我猜不出,作为一块完整的石头的一个部分,它们是否也感受过温暖?但我又想,说不定,在紧紧地护佑着它们的泥土里,它们体会到的温暖或许更深刻更持久。谁知道呢。

  石头间是杂乱的鞋印:橡胶水鞋的,胶鞋的,钉子草鞋的,布鞋的,偶尔还可以见着皮鞋的。26码的,36码的,42码的……说不清码数的。重重叠叠,杂乱无章。鞋印间躺着些烟蒂:叶子烟的,过滤嘴香烟的,平嘴纸烟的。如果你到的时间足够巧的话,那些烟蒂有可能还冒着依稀的烟雾。但在呼呼刮起的风里,那几缕细弱的烟雾,很快就飘散得无影无踪了。

  稍稍长大一些以后,我就跟着大人,翻过垭口上,下过垭口那边陡峭的、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头的坡,去往县城。后来是我一个人。再后来,我便经过那里,到外地念书,然后在县城里长久地驻扎下来了。

  两年前,在顺着溪头沟的方向修了机耕道,进出溪头沟的路于是变得平坦,溪头沟里的人们便少有人愿意再爬那个陡峭的高坡,下那延绵不绝的坎。每次得知我要回去,父亲总免不了要事先打来电话,就说:不要再翻垭口上了——路荒!

  现在,我站在溪头沟边,望着垭口上。

  这是春天。那块平地也该是绿草如茵了吧。

  长安家的老木屋

  长安家的老木屋是五间名副其实的木头房子:脸盆粗的木头柱子,清一色的木板墙壁、木制门槛、木格子窗户。站在屋檐口下抬头仰望屋顶和它连着的天空,冷不丁就又一种强烈的眩晕感,猛一下将你击中,让你觉着自己就那么矮小了下去。五间房子呈“L”形排列,三间正屋向着溪头沟流去的方向,两间偏房则与溪头沟平行着耸立在那里。“L”形对着的两边,一边是青石垒就的半人高的围墙,上面种了些四季常绿的“鬼简槽”,另一边是高高的土坎,土坎上面就是溪头沟人过往的大路。围墙靠近大路一些的地方有一个不大的缺口,那是“四合院”的龙门口。四合院就叫黄家院子。

  老木屋到底有多老?大人们说,那是长安的爷爷从父辈上继承下来的,而后传给长安的父亲,再后来就传到了长安的手里。长安的爷爷九十多了,如今仍健在。这样算来,长安家的老木屋起码也有百岁高龄,是真正的老木屋了。

  长安和我生于同一年、不同的月份。我们两家相隔不到一里地,从小,我们就一起玩耍,地点在我家,或者黄家院子,或者溪头沟里我们能够达到的地方。在黄家院子的时候,我就时常站在长安家高高的屋檐下,抬头仰望高高在上的屋顶,时常盼望自己快些长大。

  长安小学毕业后就没再继续念下去。我上中学的一个假期,已经在外修了几年汽车的长安跑来找到我,要我去他家玩。同去的还要几个溪头沟同龄的伙伴,在老木屋二楼属于长安的那个房间里,长安说起他喜欢的一个女孩,要我替他写封情书。我这才知道,长安为什么那么早就辍了学。我不答应,他们几个就扬言要脱掉我的裤子,说着,就开始动起手来。老木屋的楼板于是在我们的脚下发着轰咚轰咚的声响,一些烟尘受惊了似的,飘飘渺渺地升腾而起。

  这些都是旧事。那封情书我后来还是硬着头皮写了,但情书的接收者是谁,我现在已经是不记得了。我知道的是,长安后来娶的,并不是那封情书的接收者,而是他修理汽车时认识的一个女子,矮矮小小的,很精致的一个美人儿。娶了那个美人儿之后,长安便再没去修理汽车,而是回到溪头沟,和美人儿一起,住在那栋百年老屋里。

  谁也不会想到,长安家的老木屋会在这个春天,因为一场突起的大火,瞬间消失。

  那是几天前的事。据说,老木屋冒起浓烟的时候,三四里地外的春云家正在办喜酒,整个溪头沟的人差不多都去了。看到黄家院子上空的浓烟,人们纷纷丢下手里的碗筷和酒杯,丢下不明就里的新郎和新娘,迅速聚集到了黄家院子。

  据说(也是据说),最初发现大火的人即刻就拨打了“119”,但通往溪头沟的机耕道不好找也不好走,消防车从县城出发以后,一路走走停停,等消防员问了好几拨人终于赶到时,老木屋早已在冲天的大火中轰然倒塌。

  这是这个春天溪头沟里发生在同一天的两件大事。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,既定的事总是要让位于偶然事件。

  下面接着说那条路。以前,那是凹凸不平的崎岖山道,现在是铺着碎石、宽敞许多也平坦许多的机耕道。我听从了父亲的话,这次回去,没再翻越垭口上,而是叫了一辆车,绕过一个近乎圆形的弯,走机耕道,直接就到了家门口。

  车过黄家院子的时候,我看到了长安。在老木屋空旷的老地基上,背的,抬的,砌砖头的,扎钢筋的……男男女女,人来人往,忙忙碌碌。大都是些我熟悉的面孔,有几个年岁小些的,我虽叫不上名字,但通过他们脸上的棱角和模样,我依稀能够知道那是谁家的后人。在这个将逝的春天,他们撇下自己手头的活计,来“相伴”长安家(无偿帮长安家的忙)。这也许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。我知道,换了他们中任意一家遇到这样的事,也会是这么个情形。

  长安在最靠近机耕道的那个角落,正清理着刚刚买回的钢筋。嘴里叼着一支烟,还不停地说着什么,有些歪斜的脸上隐隐约约的浮现着笑意。

  我推开车窗,探出头去和长安打招呼。长安叼在嘴角的半截纸烟猛一下滑落了下来,脸上的笑意于是更浓了。仿佛刚刚烧毁的不是他的百年老屋,仿佛,他不过是众多的“相伴客”之一。

  看着长安,我想我应该有许多的话对他说的,可一见到他的笑脸,我就再没吐出一个字来。

  从此以后,长安家的那栋百年老木屋,我是再也看不到了。

  看茶叶在杯中浮沉

  到家的时候,父亲正在打扫院坝。这个春天的阳光照在父亲身上,在不远处的水泥地上映出一个隐约的影子,随着父亲的走动,变换着模样。我们的车还没停稳,父亲就甩开手里的扫把,一路小跑着来到了跟前。我清楚地听到父亲喉间的呼吸,呼啦呼啦的,急促而重浊。随后,一家人就坐在屋檐坎上,在这个春天难得一见的阳光里,杂七杂八地说话。一边说着,父亲就拿出我专门为他买回去的茶叶,提起火炉上早已滚开的水壶,泡茶。父亲取茶叶、提水壶的动作一如既往,慢吞吞的,像电影里被修剪加工过后的慢镜头,和杯中无声地浮沉的茶叶有着相似的步调和韵味。

  这是父亲一直以来的习惯了:凡是与茶有关的事情,父亲总是十分细心;而且,父亲从来不喝自己种植加工的茶叶(不是不喜欢,而是要通过喝别人的来寻找自己加工工艺上的毛病;每年留下准备自己吃的那些茶叶,到后来总被亲戚朋友们拿去了)。父亲还是个茶农的时候就是这样,现在父亲是明显地老了,这个习惯依然改不了。

  在其他的事情上,父亲表现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面。就说供我们读书吧。溪头沟里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,大多读到小学顶多是中学就辍学了,父亲不,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们读下去。尽管为此父亲几乎借过溪头沟里所有可以借到的钱,尽管那些债务,直到我们参加工作以后,父亲才从我们给他的零花钱里抠出来,一点点还清。

  另外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,就是父亲成为茶农的经历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“年产承包,责任到户”的风终于吹抵溪头沟。从此,各家各户都有了自己的田和地,可以想种什么就种什么,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了。溪头沟人的兴奋自不待言,父亲的兴奋自不待言。但父亲的兴奋劲没持续多久,就被一个艰难的选择取代:太阳山那一百多亩茶树像烫手山芋,乡村干部们想尽了各种办法,也没能够找到一个心甘情愿接管茶园的人,于是他们想到了父亲——更早些年头,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带领乡亲们种下了那些茶树,伺弄它们一截截长大长高,长出一片片绿油油、可以加工而后饮用的茶叶。

  那时候,父亲大约还是我现在这般年岁,二十多年过去,我和弟弟妹妹都长大了,又都纷纷从父亲身边走开了,这时候,父亲也渐渐地老了。

  结束茶农生涯的时候,父亲特意从他精心伺弄了多年的茶园里移植了三株茶树,栽种在龙门口旁边的土堆上。没事的时候,父亲就看着它们,为它们除草、施肥。从此,除了那三株茶树,那个土堆就再也见不到其他的植物生长了。年前,为了重新铺平院坝,那个土堆被铲平,那三株茶树没有了合适的空间,被父亲拔掉了。

  父亲泡好茶,侧身坐下。我扭头去看了父亲一眼,眼前猛地浮现出罗中立那篇名叫《父亲》的油画。父亲不知道罗中立,因此父亲不可能知道我此刻想到的那幅画。我在想,是不是所有的父亲到了一定的年岁,就都会趋于近乎相同的模样——他们的脸会不由得变黝黑,曾经饱满亮堂的额头会横生出一道道醒目的刻痕,就像罗中立的那副名画,就像我身边坐着的,我的父亲?

  我和父亲都没有说话。这么些年来,我发现我和父亲之间越来越没有可说的话题了。有些事情,比如每次回去我总要为他带上最新上市的茶叶,他不说我也知道去做,比如上次他翻盖屋瓦的时候摔伤了脖子,我请了十天的假,想好好陪陪他,可没过三天,我就回去上班了,因为我好几次发现,父亲悄悄地站在不远的角落,瞅着无所事事的我,目光黯然。

  我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已见发凉的茶。平整一新的龙门口上,没有了那三株茶树,看上去就有些扎眼了。

  又是春天,采茶的好时节。父亲还会想起他的茶园来吗?

  溪水静静流

  站在老家门前的小溪边,抬眼便是小溪对岸那片四季翠绿的竹林,和竹林掩映着的那间小木屋。那便是董叔的家了。

  就像溪头沟原本不叫溪头沟,因为那条小溪,人们顾名思义地给它起了这个自己喜欢的名字一样,董叔其实不姓董,他本来的名字叫李月奎。从我能记事起,大人们就都叫他董永或者司令或者董司令。我就纳闷,大人们为什么老这样叫他,而不叫他李月奎呢?

  按照家族里的辈分和书面的说法,我们该叫他叔。从小到大,我们也就直唤他董叔。我们这么唤他的时候,他先是一惊,直起笔直的腰身,猛一句:“狗日的,你这娃娃!”然后伸出那双大手摸摸你的头,或者干脆做出吓唬人的样子,轻轻地掴你两个屁股板。以后再这么唤他的时候,他也就什么也不说了,只偶尔应一句:“啥子事哦?”却头也不抬,只顾着手里的活计。

  董永。司令。董司令。这便是董叔除了“李月奎”以外的另外三个名字。后来我读了一些书,知道了古人也通常有几个名字,所不同的是,那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起的,书面的说法叫字或者号。在溪头沟,董叔连他本来的“李月奎”都难得一用,更不可能再另外给自己取上几个名字了。

  董叔一直没有结婚。据我懵懂的记忆,董叔其实是险些结了婚的。她是村里的秀,按照辈分,她是他拐了七八个弯的侄女,就像我是他拐了七八个弯的侄子一样。其实他和她的年龄相差无几。他和她是怎么好上的,我不知道,她的父母不知道,村里没有人知道。秀的父母知道他们好的事情,是在他和她商量好了以后请媒人带着厚礼上门提亲。秀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,从没和村里人红过脸。可那天媒人的话没说完,便被她一顿大骂打发走了。村里人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地发那么大的火,就私下里去问。然后就有人劝秀的母亲:“人一辈子图个啥嘛?姻缘来了,改都改不了的!”秀的母亲没等劝说的人把话说完,反问一句:“一个侄女和她的叔结婚,你说成何体统?”劝说的人于是不再说什么,也再没人去劝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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